立冬那晚，风特别大。

风从护城河那边刮过来，穿过巷子时发出尖利的呼啸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哭。老李早早关了门窗，但风还是从门缝窗缝里钻进来，吹得煤油灯的火焰摇摇晃晃，在墙上投出变幻不定的影子。

阿黄缩在狗窝里，只露出一个脑袋，耳朵随着风声一抖一抖。它不喜欢这么大的风，每次刮大风，它都会变得很警觉，总觉得外面有什么危险的东西。

老李坐在藤椅里，腿上盖着那条用了十几年的军绿色毛毯。毯子已经很旧了，边角都磨出了线头，但洗得很干净，有阳光和肥皂的味道。他手里拿着一本泛黄的相册，一页一页慢慢地翻。

相册是塑料封皮的，印着“北京风光”的图案——天安门、长城、颐和园，颜色都褪得差不多了。里面夹着的照片，大多已经发黄、卷边，有些还粘在了一起，得小心翼翼地揭开。

第一页是老李年轻时的照片。黑白的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穿着白衬衫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站在一栋老式办公楼前，笑得有点拘谨。那是他刚进工厂的时候，师傅给拍的，说“留个纪念”。

第二页是他和老伴的结婚照。也是黑白的，两人并排坐着，都穿着中山装，胸前别着纸花。老伴扎着两条粗粗的麻花辫，垂在胸前，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。那时候她真年轻啊，脸颊鼓鼓的，像刚熟的桃子。

第三页、第四页……都是些生活照。厂里运动会，老李参加拔河，脸红脖子粗；周末去公园划船，老伴坐在船头，手撩着水花；过年包饺子，一家人围在桌前，热气腾腾……

翻到最后一页，只有一张照片。

是阿黄。

去年秋天拍的，在老柿子树下。阿黄蹲坐着，昂着头，眼睛亮晶晶的，脖子上系着那条红布项圈。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，在它身上洒下斑斑点点的光。照片是楼上小王帮忙拍的，用的是新买的傻瓜相机，彩色的，洗出来特别鲜亮。

老李的手指在那张照片上停留了很久。

煤油灯的光晕开在照片上，阿黄的毛色显得更温暖了，像是会发光。他看着看着，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。

“阿黄啊，”他轻声说，“你看，你多精神。”

阿黄听见自己的名字，从窝里抬起头，摇了摇尾巴。

老李合上相册，把它放在膝头，用毯子盖好。然后他伸手，从藤椅旁边的矮柜抽屉里，拿出一个铁皮盒子。

盒子不大，长方形，锈迹斑斑的，原来是装饼干的。他打开盒盖，里面没有饼干，只有一沓用橡皮筋捆好的信。

信纸都已经泛黄发脆，边缘起了毛边。信封上的字迹，是他熟悉的、娟秀的钢笔字——是老伴写的。

这些信，是她刚嫁过来那几年，他出差去外地学习时，她写给他的。那时候通信不方便，一封信在路上要走一个星期，甚至更久。每次收到信，他都像过年一样高兴，躲在宿舍的被窝里，打着手电筒一遍遍地看。

后来不出差了，信也就不写了。但这些旧信，他一直留着，用铁皮盒子装着，放在柜子最里面。每年立冬这天，他都会拿出来，一封一封地重读。

不是因为她写了什么了不得的话——其实都是些家常：今天买了什么菜，邻居家生了孩子，厂里发了劳保用品……琐碎得不能再琐碎。但他就是爱看，看那些熟悉的字迹，看那些已经模糊在记忆里的日常。

好像这样，她就还在。

老李解开橡皮筋，抽出最上面的一封信。信封上的邮戳已经模糊不清，只能勉强看出是“1978年11月”。他小心地抽出信纸，展开。

“建国：

见字如面。

你走的第七天，北京下雪了。不大，薄薄的一层，早上起来，院子里白茫茫的。隔壁张大姐说，这是好兆头，瑞雪兆丰年。我想也是。

厂里这个月发了两斤肉票，我割了半斤五花肉，剩下的攒着，等你回来包饺子。白菜是后院自己种的，长得很好，我腌了一缸酸菜，够吃一个冬天。

昨天去邮局给你寄了毛衣，是我新织的，毛线是托人从上海捎来的，说是纯羊毛，暖和。你试试大小，不行就拿去改。

你在那边好好学习，别惦记家里。我一切都好，就是晚上有点冷，被子薄了。不过不要紧，我把你的军大衣压在上面，暖和多了。

对了，阿黄——就是巷口杂货店那只大黄狗，生了一窝小狗，五只，胖乎乎的，特别可爱。我每天路过都去看，店主说等满月了，可以抱一只回来养。你说好不好？

盼你早日归来。

秀英

1978年11月7日夜”

老李读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读到“阿黄”那里时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
原来那时候，她就想养狗了。

那只大黄狗，他记得。是杂货店老板养的，特别凶，见人就叫。但对她却特别温顺，每次她路过，都会摇尾巴。她总说，狗通人性，知道谁对它好。

可惜后来杂货店搬走了，狗也带走了。再后来，他们一直没养狗，直到去年捡到阿黄。

缘分这东西，真是说不清。

老李把信折好，放回信封，又抽出下一封。

这封短一些，只有半页纸。

“建国：

信收到了，毛衣也收到了，很合身，谢谢。

这几天降温了，你要多穿点。学习再忙，也要按时吃饭。我给你寄了一瓶辣椒酱，是你爱吃的那个牌子，拌面条特别香。

昨天去看了电影，《庐山恋》，真好看。女主角真漂亮，穿的衣服也时髦。散场的时候，听见几个小姑娘说，以后结婚也要穿那样的裙子。我想，咱们结婚那会儿，要是有那样的裙子就好了。

不过现在也好，平平安安的，比什么都强。

对了，小狗的事，我跟店主说了，他答应给我留一只，最胖的那只。等你回来，咱们一起去抱。

快过年了，盼你早点回家。

秀英

1978年12月15日”

老李读到“最胖的那只”，又笑了。她总是这样，挑什么都挑最好的。买菜要挑最新鲜的，买布要挑最结实的，连养狗，也要挑最胖的。

可惜后来，那只小狗没能抱成。因为他学习延期，等到他回来，小狗已经满月了，被店主送人了。她难过了好几天，说那只小狗特别亲她，每次她去，都会摇摇晃晃地跑过来舔她的手。

“没事，”他当时安慰她，“以后咱们自己养，养一窝。”

可后来，一直没养。

工作忙，要孩子，照顾老人……总有这样那样的事。等到终于闲下来，想养只狗的时候，她已经不在了。

老李把第二封信也折好，和第一封放在一起。他没有继续往下读，只是抱着那沓信，靠在藤椅里，闭上了眼睛。

胸口又开始闷痛了，不是咳嗽的那种痛，是更深、更钝的痛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往里钻。他知道，那是老毛病又犯了——医生说叫什么“心绞痛”，但他总觉得，那是想她想出来的病。

想一个人的时候，心真的会疼。

阿黄从窝里爬起来，走到藤椅边，把脑袋搁在他膝盖上。老李睁开眼，看见它那双湿漉漉的眼睛，正一眨不眨地看着他。

“没事，”他摸了摸它的头，“就是……想她了。”

阿黄不懂“她”是谁，但它能听出老李语气里的悲伤。于是它更用力地蹭了蹭，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像是在安慰。

风还在刮，一阵紧似一阵。煤油灯的火焰被吹得东倒西歪，差点灭了。老李赶紧用手护住，等风小了些，才重新坐直。

他看了眼墙上的钟——晚上九点。

该睡了。

但他不想睡。一睡着，就会做梦。有时候梦见她，年轻的样子，扎着麻花辫，笑得像朵花。有时候又梦见她最后那段日子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躺在病床上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建国，别怕。”

他怎么能不怕？

怕她疼，怕她走，怕一个人留在这世上。

最后那几天，她总是昏睡，偶尔醒过来，就看着他，眼神空洞洞的，像是已经不认得他了。只有一次，她忽然很清醒，说：“建国，等我走了，你再养只狗吧。有个伴，我就不担心了。”

他没答应，也没不答应，只是握着她的手，一遍遍地重复：“你会好的，会好的。”

可她终究没等到。

葬礼那天，天也是这么冷，风也是这么大。他站在墓前，看着那个小小的土堆，觉得整个世界都空了。从此以后，再没人等他回家，再没人给他织毛衣，再没人跟他念叨家常。

空了。

老李深吸一口气，把铁皮盒子盖好，放回抽屉。然后他站起身，走到煤炉边——炉子里的火已经很小了，只剩下一点红红的炭。他夹了几块新煤，小心地放进去，又用火钳拨了拨。

煤块很快烧起来，蓝色的火苗蹿上来，屋里顿时暖和了些。

阿黄也跟过来，在炉子边趴下，享受着热气。它的毛被烤得蓬松起来，散发出一种温暖的、狗特有的味道。

老李搬了把小凳子，坐在炉子边。他伸手烤着火，手掌很快暖和起来，冻僵的手指也渐渐灵活了。

“阿黄，”他看着炉火，轻声说，“你说，人死了，是不是就什么都没了？”

阿黄抬起头，歪了歪脑袋。

“我以前不信，”老李继续说，“觉得人死了，魂还在，会变成星星，或者别的什么。可这些年，我从来没梦见过她完整的模样，总是模模糊糊的，一靠近就醒了。”

炉火噼啪作响，爆出几点火星。

“有时候我想，要是真有下辈子就好了。下辈子，我还娶她，还跟她过日子。但有时候又想，算了，太苦了。她跟着我，没享过什么福，净吃苦了。”

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几乎听不见。

阿黄站起来，走到他身边，把脑袋搁在他腿上。老李的手无意识地抚摸着它的头顶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
“不过现在好了，”他忽然笑了，笑容有些苦涩，“我有你了。你奶奶要是知道，肯定高兴。”

阿黄摇了摇尾巴。

屋外，风还在呼啸。但屋里，炉火正旺，一人一狗，依偎在一起，把寒冷挡在了门外。

老李烤了一会儿火，觉得身上暖和了，胸口那股闷痛也轻了些。他起身，去厨房倒了一碗热水，又从柜子里拿出那瓶止咳糖浆——深褐色的液体，黏稠稠的，味道甜得发齁。

他皱着眉头喝了一口，含在嘴里，慢慢咽下去。喉咙里那股痒意被压下去了些，但甜味过后，是更重的苦味。

“这药越来越不管用了。”他喃喃道。

阿黄跟到厨房门口，看着他。它知道那是药，苦的东西，每次老李喝完，都会皱很久的眉头。

喝完药，老李漱了口，又含了颗水果糖——那是上次小王的孩子来玩时落下的，他一直舍不得吃。糖是橘子味的，酸酸甜甜，把药味冲淡了不少。

回到堂屋，炉火还在烧着。老李重新坐下，从抽屉里拿出毛线和针。

他要给阿黄织条围巾。

毛线是上个月在集市上买的，便宜的腈纶线，但颜色很鲜艳，大红色的。摊主说，红色喜庆，狗戴着好看。他本来想买羊毛的，但太贵了，一斤要二十多块钱，够买好几斤肉了。

针是旧毛衣上拆下来的，不锈钢的，细长细长的，已经用了很多年，针头都磨得发亮了。

老李戴上老花镜，就着煤油灯的光，开始起针。他的手指不太灵活了，尤其是右手，总是抖，起针起了好几次才成功。但一旦开始，动作就熟练起来——这是她教他的，很多年前的事了。

那时候他们还年轻，冬天没事做，她就教他织毛衣。他说这是女人干的活，不肯学。她就笑：“万一我不在，谁给你织？”

没想到一语成谶。

后来她真的不在了，他就自己学着织。一开始笨手笨脚，织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，根本没法穿。但他不放弃，拆了织，织了拆，终于学会了。这些年，他自己的毛衣毛裤，都是自己织的。

现在，他要给阿黄织。

一针，两针，三针……

红色的毛线在针尖上跳跃，渐渐成形。煤油灯的光昏黄温柔，炉火噼啪作响，屋外风声呼啸，但屋里却很安静，只有毛线摩擦的细微声响。

阿黄趴在他脚边，看着那团红色的东西在老李手里慢慢变长，眼睛里满是好奇。它偶尔会伸出爪子，想去碰，但老李一瞪眼，它就缩回去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

织了大概两寸长，老李停了下来。他举起织好的部分，对着灯光看了看——针脚还算均匀，就是有点松，毕竟是第一次给狗织东西，尺寸拿不准。

“来，试试。”他招呼阿黄。

阿黄站起来，老李把那段半成品围在它脖子上，比了比长度。有点短，但还能用。他记下尺寸，又拆掉几针，重新织。

这次织得更认真了。

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墙上的挂钟指向十点半。老李已经织了半条围巾，手指都有些酸了。他放下针线，活动了一下手指，又咳了几声。

咳得不算厉害，但每一声都带着痰音，沉甸甸的。

阿黄立刻抬头，担忧地看着他。

“没事，”老李摆摆手，“织太久了，歇会儿。”

他靠在藤椅里，闭上眼睛。炉火的温度烤在身上，暖洋洋的，催得人昏昏欲睡。但他不敢睡，怕一睡下，就起不来了。

这些天，他越来越怕睡觉。总觉得自己一闭眼，就再也睁不开了。他倒不是怕死——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死算什么？他怕的是，他死了，阿黄怎么办？

没人喂它，没人带它遛弯，没人给它剪指甲、洗澡、掏耳朵……

它会饿，会渴，会害怕，会像当初在垃圾桶边那样，可怜巴巴地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。

想到这里，老李的心就揪着疼。

他睁开眼，看向阿黄。阿黄正趴着，脑袋搁在前爪上，眼睛半闭着，像是快睡着了。炉火的光映在它身上，给它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。

“阿黄啊，”他轻声说，“要是……要是哪天我不在了，你就去对门张奶奶家，她心眼好，会收留你的。”

阿黄的耳朵动了动，但没睁眼。

“或者去楼上小王那儿，他喜欢狗，家里也有院子。你去了，要听话，别乱叫，别乱跑，要乖乖的……”

他说着说着，声音哽住了。

阿黄像是感觉到了什么，睁开眼，站了起来，走到他身边，用鼻子碰了碰他的手。

老李握住它的爪子，那爪子热乎乎的，肉垫软软的。

“其实我不想把你送人，”他低声说，“我想一直陪着你，陪你到老，看你变成一条老狗，走路都慢吞吞的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”

阿黄舔了舔他的手。

炉子里的煤烧得差不多了，火苗渐渐小了下去。屋里又开始变冷，风从门缝钻进来，吹得煤油灯的火焰剧烈摇晃。

老李看了眼钟，快十一点了。

“睡吧，”他对阿黄说，“明天……明天咱们去摘柿子，把剩下的都摘了。然后晒柿饼，给你留几个，甜着呢。”

阿黄的尾巴摇了摇。

老李起身，给炉子添了最后两块煤，又把煤油灯调暗了些。他走到床边，脱了外套，只穿着秋衣秋裤钻进被窝。被窝里冷得像冰窖，他缩成一团，好半天才暖和过来。

阿黄跳上床尾的旧棉袄，转了几圈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趴下。

屋里彻底暗了下来，只有炉子里的一点余烬，还散发着微弱的红光。

老李躺在床上，听着外面的风声，还有阿黄均匀的呼吸声。

他想，明天一定要把柿子摘完。

一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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